每个人都终将老去，养老应未雨绸缪。养老，就是为老年人提供生活资料或者生活资金。老年人权益保护法规定：“老年人是指六十周岁以上的公民。”实际生活中，并非人过六十就需养，也非不到六十不需养。而是当人无法通过劳动、工作获取生活资料时，就需要养。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老年人口超过两亿的国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副主任金李在今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就养老问题提出可操作性提案。本报记者就该提案相关问题对金李教授进行了专访。

　　“养儿防老”的养老模式遭遇严重挑战

　　中国人传统的养老理念凝结为一个成语——养儿防老。关于养老的道德观念、社会制度、经济运行无不围绕这个理念。如今这个理念却面临了空前的挑战。

　　挑战何来？金李教授认为，这个挑战首先来自老龄化与少子化形成的强烈矛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人民生活质量提高、健康水平快速提升，我国人均寿命快速增加。‘十四五’期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还会再增加一岁左右。但这同时带来了国人老年阶段时间更长的问题。”同时，我国还面临少子化的严峻形势。“一方面是因为过去几十年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但另一方面，现在即使政策逐渐放开，年轻人生育意愿也大大下降了，尤其是一线城市的年轻人。背后有多方面原因，包括经济方面、社会观念等等。很多年轻人觉得生育、养育成本都非常高，一线城市的年轻人觉得住房、教育成本太高。各方面原因导致他们压力比较大。”老龄化、少子化二者叠加带来家庭结构的变化，形成很多四个祖辈、两个父辈、一个孩子的家庭结构，这样的家庭结构养老，对子女来说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时间精力上都是无法承受之重。“421结构下，一个孩子面临四个祖父辈祖母辈的养老问题，是很难承受的。”所以金李教授认为：“老龄化叠加少子化，从人口的角度来说，就使得我国的养老问题变成越来越凸显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再一个挑战，是快速城镇化和工业化瓦解了以往乡土社会结构中的养老功能。“乡土社会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结构，容易形成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养老体系。像养儿防老，即使不在一个小家庭里面，也可能是在一个大家族里，或更广义的宗族。像江浙闵有很多宗族，有祠堂、宗族祖产，如果有小孩变成孤儿，就由宗族抚养。老年人如果没有生活来源，也是宗族扶养。所以它是一个血缘和地缘相结合的传统养老方式。但是在今天进入人口大流动时代，农村人到城里务工，大学生毕业到一个新城市就业。这导致大量农村人口，甚至不少城市人口，他们的孩子不在身边。”

　　基于这样的社会环境，养儿防老方式对很多家庭来说都变得极不现实，社会化养老成为大势所趋。金李教授着重从金融方面来谈社会化养老问题。

　　社会化养老的三大支柱

　　根据养老的资源来自国家、企业、个人分别形成了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和个人商业养老保险三大支柱。

　　“养老的第一支柱，是国家拿出一些资源来进行养老。在城镇，表现为社保、养老保险等措施；在农村，有对低收入人群的保障机制。总体说，城市比农村养老水平高一些。但即便在城市，这个钱总体说来还是不够。城市职工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退休以后如果没有其他手段增加收入，老年阶段物质生活水平会大大下降。有个专业术语叫替代率，比如说原来工资1000块钱，退休后拿300块钱，替代率就是30%，这样的替代率是比较低的。怎么才能保证高质量、有尊严的老年生活？虽然社保基金已经有相当大的体量规模，但是跟老年人口的物质需求相比，实际还是很小。”

　　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显示，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2035年前后将耗尽累计结余，2050年当期结余可能会达到-11.28万亿元。也就是说如果你是1975年后出生，理论上你退休时将面对养老保险基金的“空仓”。

　　“所以我国就要大力推动第二、第三支柱的建设。所谓第二支柱是企业层面。一些效益不错的企业，拿出了一部分资金跟国家相关政策配套，作为补充养老金，比如养老金的年金。对此，国家会给一些税收优惠。通过企业年金方式可以把替代率稍微增加一点，比如说再增加20%。但也不是所有的企业经营效益都那么好，目前第二支柱的规模相比第一支柱更加有限。”

　　我国正逐步建立起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制度，其中企业年金制度面向企业及其职工，职业年金制度面向机关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年金规模虽然逐年都在增加，但发展缓慢。2020年底公布数据显示，年金制度已覆盖近6600万职工，基金累计规模逾3.1万亿元。

　　“所以国家就提倡通过商业化手段大力发展市场化养老方式，这就是所谓第三支柱。金融手段是推动第三支柱发展的重要手段，几乎所有金融业务板块，如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和基金，包括公募和私募的基金，都参与到国家打造养老第三支柱的建设中。但总体说是方兴未艾。”

　　“我国第一支柱的比重在整个养老的盘子中占比远高于几乎所有其他国家的比例。我国主要是靠第一支柱，第二和第三支柱有待继续建设。把这三个支柱都加起来，我国的整体替代率目前看可能比欧美国家落后一代人。可能还得要花二三十年，我们才能把替代率差不多追平到欧美现在的水平。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目前作为第三支柱的商业养老保险，还基本处于缺位状态。金李教授认为：“我国金融支持养老事业，在执行层面还处于早期，遇到很多具体困难，限制了第三支柱的快速发展。我在这次政协会上和会前也提过一些这方面的建议，比如信托养老。人社部现在正牵头组织城镇就业人群延迟退休的一个可能的计划，政策正在有序推进。这都是试图解决养老资源不足、替代率较低这个大问题。”在金李教授看来，对信托业进行改革，应用到养老事业中，是推动第三支柱发展的可行道路。

　　创新金融制度，信托养老大有可为

　　社会化养老的重要依托是为老年人提供集中居住和照料服务的养老机构，但是现在这方面存在不少问题。金李教授说：“虽然国家也办了一些养老机构，但是国家资源有限，还是要通过市场化方式鼓励商业机构从老年人手中、从社会上募集资金去办养老机构。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种种原因导致有很多养老机构的资金并没有真正用于养老设施建设，而是投到其他更赚钱的领域。钱花完后，养老机构频现跑路、爆雷事件，极大地伤害了很多普通老百姓的利益和通过商业化方式养老的信心。”金李教授的提案就是针对这样的社会现状。他表示：“我们建议在国家层面上通过建设有规范制度的市场去托举养老社会化机构化的发展。首先让社会化养老机构在金融制度上更加健全，保证资金专款专用，真正用于养老设施、养老服务。这种专款专用机制，在金融领域非常适合的制度是信托。”

　　“信托行业的特点是，受人之托、代人理财。它的机制非常灵活、适用范围很广，可以做全方位、多层次的资金配置，让资金能发挥出长期的、最大的效益。这实际是一种非常先进的制度架构。”金李教授说，汇集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在信托业中有可借鉴的模式——REITs。“国家的大型公共基础事业，比如高铁、大型电厂、码头，需要花大量的钱，以前都是国家投资。国家没有那么多资源，所以很多投资的速度就受到限制。现在就采用把公共基础设施作为抵押品向社会进行融资的方式，这叫REITs。它实际上是用信托架构。”

　　养老事业也是国家的公众基础事业，因此可以借鉴这样的架构。但是借鉴这个架构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谁来投资，二是投向何处。

　　首先是谁来投资的问题，现在信托制度并不面向普通百姓，只面向高净值人群。“因为它的高度灵活性，可能会带来更多风险。普通百姓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使用信托架构去实现较高收益同时会面临过大风险，还有可能会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甚至会影响国家金融稳定和社会稳定。所以国家长期以来的政策是对信托这个行业设置较高门槛。所以普通老百姓一般对信托都不太了解。信托实际成为高净值、高收入者的专属工具。信托机构把这些人的资金运用在金融的方方面面，比如买卖股票、做私人股权投资、公募基金、私募基金，甚至一部分投到了房地产。”

　　“这就涉及信托业的改革。比如REITs，如果只把这个机会留给高净值人群，就不符合我国共同富裕的目标。所以通过信托化架构改革，可以使普通老百姓的钱都参与进来，并设计一些保障性的机制降低它的风险。虽然每个人的钱少，但加起来人数多，也能够给国家关键产业的发展带来海量资金支持。其实这跟以前信托做的东西就不一样了。专业术语称之为伞形信托。原来这么做是不合法、不合规的。但这是人民群众对金融服务的向往和期待。所以现在监管部门也在为此创造更合适的法律制度环境。”

　　其次是募集来的资金投向何处的问题。“我国现在传统行业，特别是制造业，很多都面临有效需求不足、产业饱和甚至过剩状态。但养老需求的满足存在着巨大缺口，所以国家支持养老事业发展，也是判断其将来不会出现过剩、浪费。国家鼓励开发养老设施，也可以通过这种信托架构，吸引大量社会资本。同时国家给一些税收优惠、政策保护。这样能够大大提升社会资本的积极性，让更多的钱，不光是老年朋友们的钱，甚至还有中青年的钱，能够投入养老服务相关产业。”

　　可见，这个制度设计起到了为普通人养老资金提供可靠投资渠道、支持国家建设养老基础设施一举两得的效果。同时，这也是让信托业正本清源、回归服务国家建设的举措。“信托行业以前曾经做过一些并不是真正支持国家经济发展和实体经济的事，现在也需要治理整顿、回归本源。它的本源之一，是利用信托机制的巨大制度优势，打造一些符合中国经济发展需求的、专业化的、可靠的架构。例如几十个、上百甚至上千的有养老需求的人，把他们的钱汇集起来，成立一个专款专用的账户，由信托机构提供一个信用保障，监管保证这些钱不被乱用，保证养老机构长期可持续发展，也保证所有投资人的福利。这是我们提案老年养老金融信托建设的一个初衷。”

　　“提案得到监管部门非常多的支持和鼓励，他们也协助设计，看能否在此基础之上提供更多其他服务，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老年人对金融资产风险有顾虑。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一些正规化建设基本解决。另一方面，养老机构因为种种原因投资周期比较长，回报率也相对不高，因为做实体总体上没有像做金融那么赚钱，所以养老机构对社会资金吸引力不足。但它又是国家极其需要的，也有稳健、可持续的需求支撑。所以我们认为国家应该出一些政策去引导社会资金进入这个行业。信托其实在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到国家需要重点支持的领域这方面，正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加强公众金融常识教育

　　第三支柱的发展动力不足，除了制度上亟需改进，公众金融常识匮乏也是重要的原因，即公众不了解通过个人金融养老的方式，进而有疑虑。如前所述，信托制度改革同时可以为普通百姓养老投资提供一个安全可靠、收益可观的投资渠道，打消普通百姓的投资顾虑。“一方面，国家通过大力推进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在制度上设计一些架构，给普通老百姓更安全稳妥、相对中等回报的投资渠道。降低中低收入群体普通老百姓的金融风险，减轻他们的焦虑感。关于国家制度设计方面，我们都在持续不断推动、通过各种方式呼吁，国家有关部门也在积极回应、进行各种研究。但这是一个相对比较漫长的过程。”

　　因此金李教授认为，在推进国家金融制度创新同时，还要对公众进行金融科普，这是短期内更为行之有效的方式。普通民众因各种金融乱象而受到利益伤害，其中重要原因就是缺少可靠的金融常识来源，导致风险意识走向两个极端。“要么所有的资金都不承受风险，要么想承受风险、想赚一大笔，结果把所有的钱全投进去。富人亏了钱也不会出现严重困难，也不需国家救济，但是普通百姓万一出一个金融风险，可能一辈子积蓄就毁于一旦。所以对普通老百姓的钱，国家给予了更高关注。监管部门领导甚至说你不要想超过10%的回报，超过10%就可能要做损失全部本金的准备，收益超过8%甚至6%就要考虑风险，要提示风险。但是实际上高收入群体通过信托，以及一些更高门槛的产品，很多平均收益率、年化收益率长期在10%以上，甚至更高。”

　　金李教授认为：“通过大力推动投资者教育，特别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投资教育，提升风险和收益并存的意识，树立成熟的风险意识，适度承担风险，对长期的金融健康是有帮助的。所以需要有一些金融机构提供专业建议。但是，现在有的专业机构本身专业能力也不强，一是能力有限，二是有的从业人员主要目的不是帮助客户，而为了他自己的销售业绩。”

　　因此，金李教授认为北大这样的学术机构和学者有责任帮助提升金融机构的水平。“第一是宣传好。第二，未来也提供一些普惠性的基本的财富管理工具。通过主办网站，与银行业协会、信托业协会等配合，担任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专家等方式提高他们的水平。作为学术机构，我们自己无法做太多科普方面的事情。金融机构、行业协会等现在都在花大量的力气做投资者教育。”

　　金李教授作为学者也通过写作金融科普图书、做讲座等方式促进这方面问题的解决。他的其中一本书叫《与财富同行——金李的财富管理通识课》。“希望给普通老百姓进行更多科普。而且这本书确实是抱着普惠的初心，把这本书所有的版税收入全都捐出来用于金融科普事业。我有时也会给大家做讲座，基本上都是普惠性的、免费的。我在音频平台曾经做过一个课程，叫‘金李的财富课’。”金李教授介绍说，由于平台的种种原因做成了收费课程，但是收益都捐给了北大。

　　养老金融除了涉及增加收入还涉及节约支出，记者问及养老金支出占比最高的是否为医疗支出。金李教授表示：“这方面我不是专家，我建议您采访刘国恩教授。”记者通过查阅资料发现，刘国恩教授研究显示：“任何个人临终前18个月的医疗费用都显著高于平常的时间段。”对比40-50岁和70-80岁“这两个年龄组处于临终前18个月的个人的医疗费用，二者的差别实际上并不大。这意味着，人类预期寿命的提高是福音而不是负担。老年人在非重大疾病期间，需要更多的是护理和照顾而不是昂贵的医疗服务。如果护理和照顾做得不好，很有可能造成非医疗服务向医疗服务的转化，造成医疗资源的严重浪费。”记者看到，今年国务院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分工的意见中第36条明确“促进医养康养结合，稳步推进长期护理险制度试点”。每个人的养老储备很大比例消耗在最后一两年医疗费用上。在北大发布的讣告中，几乎所有去世原因都是“因病医治无效”。但是决定最后一两年的，却是每个人自己一生的努力和国家各方面工作的合力。

　　采访手记：金融学要服务国家战略

　　采访最后，金李教授同记者聊起回国经历。“我大约在2006年就已经开始对中国非常感兴趣，当时我在哈佛大学做教师。哈佛第一位女校长福斯特校长上任后，在2008年第一个出访的国家就是中国，因为她觉得中国太了不起、太伟大了，未来中美之间一定要会有非常强烈的互动。当时我作为陪同代表团成员之一，代表团总共七个人。我们在北京见到了时任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

　　“后来，我想虽然在美国也一直可以很顺畅地发展，但是中国培养了我，还是希望学有所成之后能够有机会报效祖国。因为当时对中国国内情况不是特别了解，所以参加多次调研活动，写了十几个跟中国有关的企业案例，在哈佛商学院出版后，全世界各大学都在使用。后来国内高校联系到我。我最初的想法是，先以半时的方式跟哈佛打报告，每年回中国待六个月。”

　　“这时我的领导去了英国牛津大学担任商学院院长。他建议我去牛津大学，后达成协定，我一边在牛津大学做终身制正教授，一边在北京大学担任讲席教授。这是2012年的事情。三年以后，我经过反复的思考，向牛津大学辞去兼职的终身制正教授。我认为在北京大学能够为国家做更多事情，自己也有更加充实的人生。”

　　记者问及对哈佛、剑桥和北大的相互比较。金李教授说，三所大学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学校。“北京大学培养出了世界级的领导人、学者，紧密地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结合起来。北京大学是最有使命感、最有理想、最有情怀的一所大学，不愧是中国高水平学术的殿堂。我虽然比较晚才加入北京大学，但是通过接触的同事、领导、学生以及校友，觉得北大从内心深处骨子里面有一种精气神。”金李教授还谈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他认识的很多校友一边严厉批评北大，一边为北大捐款、从各方面帮助北大发展。

　　对记者提出的何种学科布局会影响北大未来发展这一问题，金李教授说：“我认为金融学科是其中之一。学校现任命我为经济与管理学部副主任，是希望能够加强未来金融学科的整体协调。我在九三学社通过参政议政方式，一方面以自己的学术力量为国家未来的经济建设，特别是金融制度建设建言献策。另一方面是凝聚共识，把国家的好政策传导到社会上、传导到北大。我国金融方面学术很强，但在政策、在影响国家未来金融发展的大政方针设计方面，还可以做得更好。金融方面，中国长期要和欧美这些国家去比拼，我国制度建设还存在巨大短板。一是我国金融监管力量相对较弱。二是我国市场化力量薄弱，市场机制在金融创新方面——真正的创新，而不是制度套利——做得还比较浅表性。所以，我们金融方面的学术能力，如何投射到政策监管、商业模式创新上，能施展的空间还很大。”

　　从金李教授人生经历、治学、在政协的提案能够看出，他对北大的发展、社会的福祉都是发自内心的关切，并愿从自己的专业出发作出切实贡献。日前，中国信托业协会第一届养老信托专业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金李教授作为委员会主任主持会议，他所提案的事项进入实际操作层面。